刘道玉：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线

在汉语的词汇中，诚信一词包含诚和信两层意思，诚是诚实，即老老实实的态度；而信是指信誉、可信和相信等，也就是信而有据的东西。从二者关系来看，诚与信是因果关系，只有诚实的态度，才是做出可信的研究成果；反过来说，凡是可信的东西，也一定是真实的。因此，树立诚信态度，乃是做学问首要的前提条件，它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生命线。

什么是学术？在汉语中，原来没有学术一词、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的，是借用日本汉子引入的。一般的说，学术和学问可以视为同义语。关于学术的定义，我国权威的《辞海》对学术的解释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严复先生认为：“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己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先生也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总之，学与术是两层意思，但现在通常是作精英意义式的解读，把它作为一个专有的词汇使用。但是，如果我们要对学术作更精确的理解，还是要追溯到英语Academic一词。牛津高级辞典的释义强调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与学院（Academy）有关的，二是非实用性的，仅仅是纯理论性的（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也就是说，学术是学者在象牙塔中，皓首空经地为学术而学术创造出来的学问。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谈到大学的使命时，似乎把这两个特点统一起来了，她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这就是说，大学是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而学术研究必须远离功利主义。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在《论学问》的篇章中也说：“因为学问的本身并不教人如何应用它们，这种应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依此而论，学术与技术是相对应的，前者是基础学科（理论），而后者是应用学科。学术研究是回答 “这是什么？”或“这是为什么？”；而技术回答的是“这有什么用途？”因此，学术就是研究高深学问，是探索人和宇宙万事万物的本质，揭示他们变化规律的学问，而大学则是独立的、无条件的和不惜一切代价提出这些学术成果的地方。

既然学术是探究真理，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那些既能够得到证实又不能被证伪的学说方可以称为真理。因此，学术研究必须秉持诚信的态度，树立严谨求是的学风，任何浮躁、浮夸的作风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同时，为了学术的纯洁性，我们必须理解学术的真谛，既要反对各种篡改或亵渎学术的现象，又必须与一切伪造数据、剽窃和抄袭等学术不端的行为作斗争。

应当说，我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诚信的，这既表现在做人方面，也体现在做学问上。早年我在学习孔子《论语》时，发现他十分重视诚信，他提倡的四教就是指 “文、行、忠、信”。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在《论语》中，曾经有30处强调了“信”字的重要性，如“谨而信”、“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信以成之”……总之，诚信是为人之道，是成事之诀，是穷究学问之本。

可惜的是，我国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传承下来，主要是受到政治斗争和商业化行为的破坏。如果说新中国前40年是受左倾路线的破坏，而最近20年主要是弥漫着“一切向钱看”的铜臭味，使不少人丧失了诚信的道德标准。我国当今学术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其背后的根源都与这两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应当回避，我国几十年的唯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不是教导人们做诚实的人，反而是诱惑或威逼人们说假话，违心的去拥护他们本不赞成的一套东西。试问：一个说假话、空话和套话成风的国度，哪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东西却仍在起作用，这就造成了优秀的传统被抛弃了，而消极的思想糟粕又光大了，这怎么不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和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频频发生呢？

美国人明恩溥（Athur H.Smith1845—1932）于1872年来到中国，在我国居住了54年，从事传教、兴办学校、扶贫、救灾等慈善事业。通过长期的观察，他写了《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在西方有广泛的影响。他在书中归纳出中国人20多个特性，而“面子观”是居于第一位的，其他的还有“转弯抹角”、“缺乏诚信”、“缺乏公共精神”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个性了解得如此透彻，真可谓是旁观者清啊！其实，面子观与缺乏诚信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讲究面子，所以就不能相见以诚，讲话总是吞吞吐吐和转弯抹角。久而久之，这些特性就成了我国国民的劣根性，它们潜移默化，代代相传。

在中国大多数人中，“人情大于王法”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几乎成了人们待人处事的准绳。由于有了面子观，所以该表达的意见也不愿表示出来，宁肯随波逐流；为了顾全情面，对他人不正确的观点，也不愿提出批评，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出于情面，对于明明是贪腐和丑恶的现象，也不予以揭露，宁愿做一个老好人，等等。在我国思想界里，为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在我国学术界，为什么没有正常的学术争鸣？学生为什么不敢质疑老师？一般人为什么不敢挑战权威？为什么我国大学中的评审职称、成果鉴定和论文答辩走过场？这一切都是源于情面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打人莫大脸，说人莫揭短”，“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所以，人与人之间常常见到的是“扮演的角色”（伪装的），而不是真实的“本来我”的面孔。

有一个问题时常困惑着我，同样都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为什么中国大学中的学术腐败比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为什么我国大学的学术腐败禁而不止？国外大学一般都设有学术诚信官（Reshearch integrity offecer），十分重视诚信教育，拥有健全的法规。去年，《南方周末》曾经报道了一个美国大学诚信官的故事，读后令人感慨万分。我曾经多次访问过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我有好多学生都毕业于该校。该校有一个教授叫迈克尔 •路易，他是学校兼职的学术诚信官，他的职责是：既要负责处理本校教师和学生剽窃、抄袭他人的案件，又要处理本校师生遭到别人剽窃的案件；既要监督别人的学术不端行为，又要接受他人对自己的监督，任务十分繁重。在两年的时间内，他一个人查处了8起学术剽窃的指控，而且件件处理得合情、合理、合法，学界人人交口称赞。我国大学中没有学术诚信官，一般是由学术委员会或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此类案件。可是，与迈克尔相比，即使是一班人马也处理不了那么多的复杂案件，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委员会都不是独立的监管机构，他们必须秉承学校领导人的旨意，不能够秉公办事。因此，学术诚信官员必须首先要有诚信，方能公平和公正的查处学术不端事件。

怎样才能在我国建立学术诚信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并且要经过持久的努力。

首先，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障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什么叫学术？有评论家说：“学术也许是这个世界上需要拿批评、反思当养料的奇怪植物，批评、反思、自审越多，它的成长越茁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于1915年，随后颁布了学术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 ）、学术中立（Academic newtratlity）。近百年的实际证明，这些原则既保证了教授的权利，又促进了学术的繁荣。我们不应该隐瞒，我国基本上没有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往往是以政治代替学术，用意识形态来衡量学术中的是非。学术诚信是学术人的守身的试金石，只有在学术独立和自由的体制下，由学术人相互激励和监督，才能最终建立起学术诚信，成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其次，官学不分是我国学术体制的痼疾，领导人就是学术的评判官。这是集权体制造成的，严重的窒息了学术民主的风气。我们只要看看我国各种评选活动，都是受到了领导部门的干预，不仅学者们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了，而且还导致了学术不公和腐败。不久前，某大学的党政领导人全部退出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审委员会，将一切学术权交给学校的教授们，这是向着教授治校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此举非常值得称道。因此，必须将学政分开，官学剥离，杜绝党政领导人干预学术活动，学术中的争鸣和是非，包括对学术腐败的检查和处理，都只能由学术界的学者们来评判。

再次，必须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彻底抛弃爱面子的陈腐观念。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讲情面上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无论是师生间，或是学术同行之间，有质疑或是不同的见解，都会开诚布公的提出来，既是十分坦诚的又是非常善意的。然而，中国人的爱面子的思想，几乎渗透到一切方面，不仅在学术讨论、论文答辩或是成果鉴定中，甚至是法庭审判，也要找路子、说人情，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爱面子思想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它与实事求是的作风是相悖的。我们必须看到，爱面子观念是建立学术诚信的最大障碍，否则就不能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百家争鸣的风尚也永远形成不起来。

学术诚信是一个学者的职业操守的试金石，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生命线。对一个学者来说，如果丧失了学术诚信，那就滑到了学术生命线之下，也就失去了做一个学人的资格，他的工作不是创造学术的价值，而是制造危害社会的垃圾。古人治学十分强调“道德文章”，这说明治学与道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对一个学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从本质上说，学术诚信一个人品行修养问题，是做一个诚实人的准则问题。目前，我国学术诚信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它的危害性是绝不可轻估的，轻者能够毁掉一个人的学术前途，大者可损害国家的学术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呼唤学术诚信，回归大学精神的本源，在每个学人的心中筑起一道防止学术腐败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