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摘要：从股金结构、规则制定过程与决策过程三个方面综合来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典型的精英主导特征，规则制定权力、决策权力和大多数股金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权力持有者和资本持有者呈现出二位一体的特征，使组织的精英主导色彩更加浓厚。经济论文发表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精英主导；权力持有者；资本持有者经济论文发表
经济论文发表
近年来，国家试图依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制度规范。在国际合作社诸原则中，民主控制原则一直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反观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却具有着另外一种与民主控制完全不同的风格与特征，那就是精英主导。精英主导的制度与组织特征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从股金结构、规则的制定、权力的运作与剩余的分配，无一不在其内。
一、从股金结构上来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股金结构是考量一个经济组织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股金是剩余索取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目前不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甚至是剩余索取权的主要基础，因此，股金结构反映了主要的利益分配结构，也间接反映了组织的权力结构。很多案例与数据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股金持有极端不均衡，大部分股金集中在少数大股东精英手中，这种状况可以从以下案例中得一斑之见。
四川都江堰市日昇奇异果合作社共有100万股金，其中日昇公司占45%，杜毅刚的研究所与红阳猕猴桃开发有限公司共占40%，刘华的都江堰市金色阳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5%，剩余的10%留给种植户，暂时以种植者联合体的名义，并由刘华与杜毅刚垫付，其实等于合作社成立之初种植户根本没有出资。合作社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而且都集中在合作社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手中。
另外还有一种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占有很大比重，在这种合作社中，社员分为两种，即股东社员与非股东社员，浙江省的合作社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一类型的合作社，徐旭初做了一项关于合作社股金结构的调查，其调查对象有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型。这项调查提供了浙江66家样本合作社中股金总额最大的10家合作社与股金总额最小的10家合作社的数据，在这20家合作社中，股东数与社员数相等的的只有5家，仅占25%，股东数与社员数之比低于0.3的有11家，达55%之多，单一股东持股额大于等于30%的有8家，达4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14家，达7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50%的有9家，达45%之多。这组数据显示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股金集中度是相当之高的，大部分股金都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
马彦丽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在她所调查的34家合作社中，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20家，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50%的有8家，即在59%的合作社中前三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最大的前五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29家，大于等于50%的有17家，也就是说在85%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在50%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50%的股金。
另有证据显示这些掌握了大量股金的大股东不仅凭借其股金获得了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还获得了剩余控制权，还是合作社权力的掌握者，控制着合作社的规则制定、运作过程等各项权力。
二、从规则制定过程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规则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行为准则，同时还是基本的利益分配框架，基本的权利与义务结构，因此规则制定过程同时还是利益分割过程，其中不同主体之间会进行激烈的斗争与博弈，其结果掌握更大权重的主体能够更多地影响规则的建构。很多证据显示，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少数精英掌握了更大的权重，是在少数精英的主导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精英主导特征。如有关四川都江堰市日昇奇异果合作社的基本运作规是由杜毅刚和刘华一手设计的，而且这套规则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已经成型，成立合作社之后只是在原有规则的基础上稍加发展而已。在成立合作社之前，刘华和杜毅刚就已经在为合作社的运作规则进行探索，他们从猕猴桃种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套袋技术入手，联合了一部分农户，并设计了一套运行机制，这套机制以二次分利为基本特征。几个月后，合作社正式成立，以这一机制为制度基础，并进一步发展，由“二次分利”演进到“三次分利”，最终成为合作社运作的机制。
之后香港日昇公司为获得良好稳定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介入进来，最终的日昇奇异果合作社则是在杜毅刚、刘华与日昇公司共同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与种植户之间基本的利益分配规则基本上沿袭了刘华与杜毅刚前期的设计，至于合作社的另外一些规则，如股权分配规则与股金报偿规则则是在杜毅刚、刘华与日昇公司的博弈中确立起来的，最终确立了三方主导的股权结构：日昇公司45%的股份、杜毅刚40%的股份、刘华5%的股份，并以种植者联合体的名义给种植户留出10%的股份，还确立了三次分利的利益分配结构，即第一次分利、第二次分利与第三次分利，第三次分利即股金分红。
日昇奇异果合作社的规则制定过程是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则生成过程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即组织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规则制定过程体现出了显著的精英主导特征。
三、从组织的决策权力结构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就决策权力结构来说，国际合作社原则明文确立了社员民主控制的原则，并且明确规定基层社要实行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近年来国外的合作社理论陆续引入，国家也开始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工作，规范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鉴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特殊国情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源化的发展路径，民主制度建设步履维艰，在实际的权力分配与决策过程中精英主导仍是其主要特征，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论断。 关于合作社的民主制度，国际合作社原则规定基层社要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原则，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形成的民主制度则是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与监事会的三分格局，成员（代表）大会是权力机构，组织的重大事项都须经其表决，理事会是管理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如果这样的制度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真正确立，那么成员的民主控制与民主监督机制就真正建立起来了，但是事实上确立这样的机制真的是步履维艰，这里有一组数据反映了2004年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民主控制机制的确立状况：“据湖北省农业厅对985个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统计，制定章程的专业合作组织有351个，仅占总数的35.6%。笔者调查的62家中介组织，虽然普遍建立了理事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制订了议事规则，实行会员入、退会自由，但只有1/4的中介组织坚持年会制度，有的2年-3年才开一次会，个别组织已有5年-6年没有活动了；建立监事会的占35.5%，但监事会基本没有履行职能”。这组数据可以看作基本反映了2004年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制度的建设状况。在笔者调查的62个样本中，普遍有章程，也普遍有理事会，但是制度的执行度很低，只有25%坚持年会制度，有的2年-3年才开会一次，有的5年-6年都没开过会了。理事会很少开会或不开会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组织的管理决策不是由理事会成员民主做出，而是由个别人单方主控；二是该组织根本没有活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这组数据没有反映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的情况，总之从这组数据来看，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成员民主控制制度建设上极其不完善。在监督机制上更加不完善，数据显示设有监事会的仅占35.5%，而且基本上不履行职能。湖北省农业厅的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更加糟糕，在985个样本中，有章程的仅占35.6%，组织拥有章程的比例竟如此之低，其他制度建设可想而知。
湖北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的发展处于中等水平，所以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全国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说是普遍水平，有些省份如浙江省的发展水平可能会高于湖北省。而且上述数据反映的是2004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制度的发展状况，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推行规范化建设，规范的重点之一就是确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由于国家的强力介入，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越来越重视制度形式上的规范，但是形式上的制度还并未转化为实际上支配组织运作的真正规则，很多研究都能证实这一假设。
徐旭初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里论述过这个问题“尽管许多合作社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社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人一票等民主管理的条款，但大多数情况下，社员们受‘核心成员’影响很大，往往出现‘选举不过是确认，讨论不过是告知，监督不过是附议’的现象。”潘劲也曾经在文章中说“浙江省台州市农业局副局长蔡建设坦率地说，目前浙江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人经济’，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能力强，这个合作经济组织就红火，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能力有欠缺，这个合作社就会分崩离析。在‘能人经济’的笼罩之下，当前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合作民主’上存在重大缺陷。个别合作社甚至已经出现理事撇开社员直接推举理事长的做法。”
所以即使是像浙江省这样的省份，即使是民主制度已经比较规范，普通社员的影响力也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民主制度只是停留在文本与形式意义上。
综上可知，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从股金结构、规则制定过程还是决策权力结构来看都具有显著的精英主导特征，股金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规则制定与决策权力都被少数人把持。而且，大股东、规则制定者与组织决策者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大股东同时也是规则制定者与决策者，权力持有者与资本持有者是二位一体的。
总之不管是从股金结构、规则制定过程还是决策权力结构来看，我国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精英主导的，关键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资本资源的持有者与权力资源的持有者是二位一体的，资本资源与权力资源集中在同一批人手中，这种二位一体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色彩更加浓厚。精英主导之所以会成为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典型特征，主要是因为在目前的我国农村，各种资源如资本资源、组织能力资源等，分布极不均衡，在组织的组建以及运作过程中大部分普通成员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组织被少数强势成员所主导，呈现出精英主导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2、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2005.
3、马彦丽.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5、敖毅,许鸣.当前我国农村新型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及其再转型[J].中国农村经济,2004(7).
6、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2005.
7、潘劲.农村专业合作组织[EB/OL].http://www.cstcs.org.cn/index.asp,2007-04-09.
8、马彦丽.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精英主导；权力持有者；资本持有者经济论文发表
经济论文发表
近年来，国家试图依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制度规范。在国际合作社诸原则中，民主控制原则一直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反观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却具有着另外一种与民主控制完全不同的风格与特征，那就是精英主导。精英主导的制度与组织特征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从股金结构、规则的制定、权力的运作与剩余的分配，无一不在其内。
一、从股金结构上来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股金结构是考量一个经济组织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股金是剩余索取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目前不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甚至是剩余索取权的主要基础，因此，股金结构反映了主要的利益分配结构，也间接反映了组织的权力结构。很多案例与数据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股金持有极端不均衡，大部分股金集中在少数大股东精英手中，这种状况可以从以下案例中得一斑之见。
四川都江堰市日昇奇异果合作社共有100万股金，其中日昇公司占45%，杜毅刚的研究所与红阳猕猴桃开发有限公司共占40%，刘华的都江堰市金色阳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5%，剩余的10%留给种植户，暂时以种植者联合体的名义，并由刘华与杜毅刚垫付，其实等于合作社成立之初种植户根本没有出资。合作社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而且都集中在合作社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手中。
另外还有一种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占有很大比重，在这种合作社中，社员分为两种，即股东社员与非股东社员，浙江省的合作社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一类型的合作社，徐旭初做了一项关于合作社股金结构的调查，其调查对象有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型。这项调查提供了浙江66家样本合作社中股金总额最大的10家合作社与股金总额最小的10家合作社的数据，在这20家合作社中，股东数与社员数相等的的只有5家，仅占25%，股东数与社员数之比低于0.3的有11家，达55%之多，单一股东持股额大于等于30%的有8家，达4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14家，达7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50%的有9家，达45%之多。这组数据显示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股金集中度是相当之高的，大部分股金都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
马彦丽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在她所调查的34家合作社中，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20家，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50%的有8家，即在59%的合作社中前三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最大的前五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29家，大于等于50%的有17家，也就是说在85%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在50%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50%的股金。
另有证据显示这些掌握了大量股金的大股东不仅凭借其股金获得了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还获得了剩余控制权，还是合作社权力的掌握者，控制着合作社的规则制定、运作过程等各项权力。
二、从规则制定过程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规则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行为准则，同时还是基本的利益分配框架，基本的权利与义务结构，因此规则制定过程同时还是利益分割过程，其中不同主体之间会进行激烈的斗争与博弈，其结果掌握更大权重的主体能够更多地影响规则的建构。很多证据显示，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少数精英掌握了更大的权重，是在少数精英的主导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精英主导特征。如有关四川都江堰市日昇奇异果合作社的基本运作规是由杜毅刚和刘华一手设计的，而且这套规则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已经成型，成立合作社之后只是在原有规则的基础上稍加发展而已。在成立合作社之前，刘华和杜毅刚就已经在为合作社的运作规则进行探索，他们从猕猴桃种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套袋技术入手，联合了一部分农户，并设计了一套运行机制，这套机制以二次分利为基本特征。几个月后，合作社正式成立，以这一机制为制度基础，并进一步发展，由“二次分利”演进到“三次分利”，最终成为合作社运作的机制。
之后香港日昇公司为获得良好稳定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介入进来，最终的日昇奇异果合作社则是在杜毅刚、刘华与日昇公司共同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与种植户之间基本的利益分配规则基本上沿袭了刘华与杜毅刚前期的设计，至于合作社的另外一些规则，如股权分配规则与股金报偿规则则是在杜毅刚、刘华与日昇公司的博弈中确立起来的，最终确立了三方主导的股权结构：日昇公司45%的股份、杜毅刚40%的股份、刘华5%的股份，并以种植者联合体的名义给种植户留出10%的股份，还确立了三次分利的利益分配结构，即第一次分利、第二次分利与第三次分利，第三次分利即股金分红。
日昇奇异果合作社的规则制定过程是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则生成过程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即组织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规则制定过程体现出了显著的精英主导特征。
三、从组织的决策权力结构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就决策权力结构来说，国际合作社原则明文确立了社员民主控制的原则，并且明确规定基层社要实行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近年来国外的合作社理论陆续引入，国家也开始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工作，规范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鉴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特殊国情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源化的发展路径，民主制度建设步履维艰，在实际的权力分配与决策过程中精英主导仍是其主要特征，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论断。 关于合作社的民主制度，国际合作社原则规定基层社要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原则，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形成的民主制度则是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与监事会的三分格局，成员（代表）大会是权力机构，组织的重大事项都须经其表决，理事会是管理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如果这样的制度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真正确立，那么成员的民主控制与民主监督机制就真正建立起来了，但是事实上确立这样的机制真的是步履维艰，这里有一组数据反映了2004年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民主控制机制的确立状况：“据湖北省农业厅对985个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统计，制定章程的专业合作组织有351个，仅占总数的35.6%。笔者调查的62家中介组织，虽然普遍建立了理事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制订了议事规则，实行会员入、退会自由，但只有1/4的中介组织坚持年会制度，有的2年-3年才开一次会，个别组织已有5年-6年没有活动了；建立监事会的占35.5%，但监事会基本没有履行职能”。这组数据可以看作基本反映了2004年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制度的建设状况。在笔者调查的62个样本中，普遍有章程，也普遍有理事会，但是制度的执行度很低，只有25%坚持年会制度，有的2年-3年才开会一次，有的5年-6年都没开过会了。理事会很少开会或不开会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组织的管理决策不是由理事会成员民主做出，而是由个别人单方主控；二是该组织根本没有活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这组数据没有反映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的情况，总之从这组数据来看，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成员民主控制制度建设上极其不完善。在监督机制上更加不完善，数据显示设有监事会的仅占35.5%，而且基本上不履行职能。湖北省农业厅的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更加糟糕，在985个样本中，有章程的仅占35.6%，组织拥有章程的比例竟如此之低，其他制度建设可想而知。
湖北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的发展处于中等水平，所以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全国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说是普遍水平，有些省份如浙江省的发展水平可能会高于湖北省。而且上述数据反映的是2004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制度的发展状况，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推行规范化建设，规范的重点之一就是确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由于国家的强力介入，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越来越重视制度形式上的规范，但是形式上的制度还并未转化为实际上支配组织运作的真正规则，很多研究都能证实这一假设。
徐旭初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里论述过这个问题“尽管许多合作社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社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人一票等民主管理的条款，但大多数情况下，社员们受‘核心成员’影响很大，往往出现‘选举不过是确认，讨论不过是告知，监督不过是附议’的现象。”潘劲也曾经在文章中说“浙江省台州市农业局副局长蔡建设坦率地说，目前浙江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人经济’，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能力强，这个合作经济组织就红火，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能力有欠缺，这个合作社就会分崩离析。在‘能人经济’的笼罩之下，当前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合作民主’上存在重大缺陷。个别合作社甚至已经出现理事撇开社员直接推举理事长的做法。”
所以即使是像浙江省这样的省份，即使是民主制度已经比较规范，普通社员的影响力也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民主制度只是停留在文本与形式意义上。
综上可知，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从股金结构、规则制定过程还是决策权力结构来看都具有显著的精英主导特征，股金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规则制定与决策权力都被少数人把持。而且，大股东、规则制定者与组织决策者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大股东同时也是规则制定者与决策者，权力持有者与资本持有者是二位一体的。
总之不管是从股金结构、规则制定过程还是决策权力结构来看，我国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精英主导的，关键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资本资源的持有者与权力资源的持有者是二位一体的，资本资源与权力资源集中在同一批人手中，这种二位一体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色彩更加浓厚。精英主导之所以会成为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典型特征，主要是因为在目前的我国农村，各种资源如资本资源、组织能力资源等，分布极不均衡，在组织的组建以及运作过程中大部分普通成员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组织被少数强势成员所主导，呈现出精英主导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2、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2005.
3、马彦丽.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5、敖毅,许鸣.当前我国农村新型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及其再转型[J].中国农村经济,2004(7).
6、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2005.
7、潘劲.农村专业合作组织[EB/OL].http://www.cstcs.org.cn/index.asp,2007-04-09.
8、马彦丽.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