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对当前文学批评建设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酷评；吹捧式批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当前文学批评的状况不容乐观，文学批评在摆脱被简化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向文学自身的审美性靠近的同时．又出现对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倾向；在文学批评的态度上．“酷评”和吹捧式批评也大行其道。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扭转当前文学批评的状况，使其健康纯正地发展，我们从他们那里可以获得诸多的启示。

    一、当前文学批评的状况分析
    当前的文学批评虽然基本上摆脱了那种被简单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倾向，而追求于文学自身的审美性。但在大幅度引进西方理论、向西方文学批评学习的同时，又出现一些有碍于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倾向。翻阅近年来一些期刊杂志上的批评文章，面对批评对象，陶醉于炫耀“新名词”，缺乏真切感受的评论现象;批评为“艰涩的”理论所支撑、理论淹没真实体会的现象普遍存在。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其自身固有的逻辑。生搬西方的批评理论，不与本土传统的批评实践相融合而加以消化吸收，文本中随处点缀一些新术语、新名词，表面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实际上使人读了如坠烟雾，不知所云。
    在文学批评的态度上，19世纪盛行的所谓“酷评”依然大行其道。酷评者或抓住大家大作调侃贬低，大胆颠覆;或瞄准新人新作讽刺挖苦，肆意否定。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些批评中有时确实存在一些真知灼见，但他们大多揪住一点，不计其余，用语极为偏颇苛刻。这种批评借助于当今自由的网络环境愈演愈烈。网络批评谩骂成风，文学批评经常超出文学以外，演化成双方的人身攻击，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韩白之争”就是一例。
    与这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骂派批评”相反，就是吹捧式批评。为了打开一部作品的销路，出版商和作家常常策划举办所谓的作品研讨会，邀请有名望的批评家参加并撰写书评。批评家也许对作品还没来得及细读，但在利益的诱惑下，总是以说好话为主，甚至一味吹捧、患意拔高，不明真相的读者常常因此上当受骗。更有甚者，还闹出过一位批评家吹捧一个子虚乌有的网络作家的笑话。这样下去必然会导致公众对批评家的不信任，严重败坏了文学批评的名声。
    “骂派批评”、吹捧式批评都是文学批评商业化的产物。它们的批评态度大都较为偏激，说好就是完美无瑕，说差就是无可救药，批评的真诚性严重欠缺，被批评的作家也不服气，这样必然造成文坛上骂声一片，很少能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探讨问题。近年来，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不友好的事件时有发生。
    如何确立正确的文学批评观念，建设健康的文学批评环境?其实前人早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这里主要通过分析以周作人、梁实秋、李健吾、沈从文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批评观念，有针对性地谈谈他们对建设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
    二、自由主义作家的批评观念对当前文学批评建设的启示
　　(一)回到文学自身，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
    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主张文学超然于政治，强调创作要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而文学作品的独立品格就是通过它们的审美特性表现出来的，所以，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时，总是立足于它们的审美特性。
    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中，京派批评家的印象主义批评就是一种审美批评。周作人多次重申批评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要注重对作品的“印象与鉴赏”，“趣味的综合”，而“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批评文章本身也必须是“一篇美文”，在语言风格上应该具有文学特征。他在《情诗》中评价汪静之的诗:“我对于这些诗的印象，仿佛是散在太空里的宇宙之爱的霞彩，被静之用了捉蝴蝶的网兜住了多少，在放射微细的电光。”他的批评文章本身就能给人带来一种美的感受。李健吾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他把文学批评称为“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他描述这一审美过程:“有一本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他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相合无间，他便快乐;和作者的经验有所参差，他便痛苦。快乐，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书的成就，于是他不由自己地赞美起来。痛苦，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书的魔败，于是他不得不加以褒贬。沈从文在评论作家时，注重从整体审美活动中归纳出他们的创作个性。《沫沫集》中的作家论一般都善于开宗明义地勾勒作家总的美学倾向。例如，他在《论朱湘的诗》中说:“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在《论落华生》中说:“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沈从曳的这种从对作品的总体印象来把握其美学特征，然后再具体地鉴赏分析的批评方式，比那些生搬硬套各种批评概念、拆解作品的作法更贴近于艺术的审美触角。印象主义批评重视批评家自我的直觉印象，容易导致批评的随意性，一般人不好把握.但是，它强调批评家对作品的真切感受，强调作品的审美特性，这值得当代文学批评家的借鉴学习。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偏失就在于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忽视，批评家缺乏对文本的具体感受。坚持审美标准，回归文学自身，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是文学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抛弃的基本立场。
    (二)以文论人，注重作品的人性内涵
    和左翼文学批评家阶级的批评观不同，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把其批评的基础建立在人性论之上。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的依据与标准就是人性。他强调批评要以普遍的人性为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估定。在他看来，“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趋向于一个共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距中心较远，便是第二流第三流的文学，最下乘的是和中心背道而驰的。文学批评史的本身也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心为中心，故其任务不在叙述文学批评的全部的进步历程，而在叙说各个时代各国土的文学品位之距离中心的程度。“凡是能完美的表现人生最根本的情感的作品，便是有最高价值的作品;凡是不能完美的表现，或表现虽完美而内容不是最根本的情感，便是价值较低的作品。简单说，文学既是人性的产物，文学批评即以人性为标准。沈从文认为文学应该表现更深层的东西，这就是人性。他称自己的创作是要 “造希腊小庙”，而“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会使人觉得在真美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读者在接触作品的过程中，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只有那些具有深层人性内涵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并传之久远，保持永久的艺术魅力。李健吾印象式的文学批评依赖于直觉和感悟，但他批评的标准还是人生与人性，关注于作品人性的观点在他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随处可见。他说:“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 “一个批评者，穿过他所鉴别的材料，追寻其中人性的昭示。因为他是人，他最大的关心是人。

    由于自由主义批评家注重于文学作品表现的人性深度，这使他们的批评也获得了一定的深度，对当代泛泛而谈、较为肤浅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很好的鞭策。同时，他们批评标准的相对宽泛，也是对政治意识形态侵入文学批评导致文学批评阶级化、概念化、狭隘化的反驳。

  (三)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融合
    近代自由主义作家王国维在引进西方文学理论评论中国的文学作品时，试图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相融合。《(红楼梦)评论》尝试运用叔本华的悲剧观，结合中国的悲剧精神研究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之后他写的《人间词话》，采用中国传统文论的诗话、词话形式，但又突破传统的局限，运用了西方文论的新观念、新方法，如他“摄取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意象’说与艺术‘理念’说，结合传统诗论中的‘意象’、‘形神’、‘兴趣’、‘神韵’、‘自然’以至笔情墨趣、文趣诸说，加以变通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境界’(意境)说”。后来，继承他借鉴西方文论探索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型，将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融合，做得较好的有钱钟书。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借用西方文论的“移情”说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点，通过与西方文学批评的比较，指出“人化”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色。除“人化”外，“物化”(或“托物”)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而司空图的《诗品》更是“人化”与“物化”相融合、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部杰作。他的《谈艺录》在娴熟纯正的文言背后，运用西方文论来探讨中国传统文论，是一部融合了古今中外的、意蕴深厚的文论名著。可以说，《人间词话》与《谈艺录》都是西方文论和传统民族文论相结合的典范。以朱光潜、李健吾、李长之、梁宗岱为代表的京派自由主义批评家在融合中西文学批评的范式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当前的文学批评常常过于崇拜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而忽视中国自己的传统文论、批评方法，导致民族文学批评的“失语”而形成一种文学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局面。反思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道路，纠正这种偏向，应该好好学习自由主义作家的成功经验。
    (四)公正、真诚、宽容的批评原则
    自由主义作家在文学批评上普遍奉行宽容的原则。周作人在他的《文艺上的宽容》这篇文章中说:“倘若拿了批评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的文艺作品已经失去了它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周作人认为文学艺术从根底上是要求个性、独创性的，它天然地具有“排他性”，既不能“定于一尊”，也不能“以多数决的方法来下文艺的判决”，在“统一”、 “平等”和“服从多数”的旗帜下会抹煞创作的个性，这必然会对文艺的发展造成致命的危害。批评家必须极其清醒、明智地认识到自己的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也仅仅具有相对的真理，绝没有什么能够压服人的权威。沈从文的批评视野也较为开阔、宽容。在他的批评活动中，处处渗透着自己真诚的人格，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不夸饰，也不搞卑劣的人生攻击。郁达夫是他的恩人和导师，生活上、创作上都给他很大的帮助。但沈从文在评论郁达夫的小说时，丝毫不受感恩思想的影响，对他的作品作了实事求是的、切中肯萦的分析。他肯定郁达夫对“表现自我”这种方法的把持，不松手，因而其创作也取得了“忠于自己”的“最纯净的成就”。但他同时又指出，郁达夫在“保持自己”这一点上缺少取巧，读者对《沉沦》以外其他作品的阅读“是兴味的继续，不是新的发现”。“实在说来，我们并没有在《沉沦》作者其它作品中得到新的感动”。尽管沈从文曾对左翼文学颇有微辞，但是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仍能对他们中的一些作家给予肯定。他曾把蒋光慈的《战声集》与自己喜欢的《望舒草》一同视为五四以来新诗“新方向的诗歌”。鲁迅早年和他发生过误会，但他对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贡献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鲁迅在“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莫基性的成就”，“贡献实明确而永久”。他从“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在杂文方面”以及“于乡土文学的发韧”三方面肯定了鲁迅的贡献，并由衷地发出“学鲁迅”的号召。对其他各类作家，沈从文也能超越社会思潮的变幻、党派的纷争、人际关系的亲疏以及个人名利得失的羁绊，始终与批评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平和、冷静、宽容、旷达的心态去评析。正如他所说:“既是评论，应该注意到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评论不在阿谈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
    当今的文学批评界，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之下，“骂派”和“捧派”盛行。批评家要么把作家作品捧上天，要么把它们打人地狱，由名利派生出来的褒贬倾向格外分明，同时能够看到它们优缺点的文章难得一见。自由主义作家在文学批评中奉行的公正、真诚、宽容的批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当今的批评家们认真地领会。
    (五)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自由主义作家大都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梁实秋将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把它与艺术、哲学，以至文学鉴赏、文学研究等其他人类表现领域加以严格地区分。他可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尝试建立文学批评学科的人。尽管他对以李健吾为代表的京派批评家把文学批评也看作文学创作颇有微词，但他们都认为文学批评是独立的、有自己的规律，这是无疑的。李健吾说:“我菲薄我的批评，我却还不敢过分污读批评的本身。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作根据。”这表明了他对文学批评自身的重视与尊重:批评必须是自立的，它有自己的生命;批评家有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他不需要伺候东家的脸色，也不要为外在的标准所羁绊。但是，文学批评的尊严不能以贬低文学创作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创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采取谦虚的对话的态度。但谦虚并不意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李健吾认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艺术创造，需要批评家个人气质与才情的倾心投人。优秀的文学批评同样具有光彩照人的艺术魅力，它甚至还会因为批评者天才的付出而变得比批评对象本身更有吸引力，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抵得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重视，说明批评家应当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规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文学批评，不仅让读者从批评文本中看到一个鲜活的批评者自我，防止不疼不痒、大而无当、无的放矢的现象，也使批评活动不要为外物所役。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失误，文学批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批评又开始经受商业大潮的强烈冲击。文学批评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健全的品格，就不会沦为廉价的商业广告和世俗的金钱的奴隶。因此，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对批评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强调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以上仅就几个主要的方面探讨了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思想。其实，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批评思想是丰富的，远不止以上所说的这几个方面，如他们还强调批评家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和理论素养，强调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扶植新人、重在建设，把作者引入批评视野进行传记式的批评等。此外，他们还在多种批评文体的建构方面作出了贡献。总之，建设当代文学批评，使其健康纯正的发展，我们从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获得诸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