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发表论文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 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快速发表论文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 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 “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 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 “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 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 “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发表论文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 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快速发表论文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 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 “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 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 “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 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 “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