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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环境下真人秀节目嘉宾及选手构建策略

热度0票  浏览56次 时间:2021年9月28日 14:47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100)摘 要:伴随近年来数字技术与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不同媒介间边界的逐步模糊,无论是传播方式、媒体格局、受众消费需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融媒环境下,剖析真人秀策划主体元素嘉宾与选手应如何在理念思路、方法方式上进行策略性调整,有助于节目涤故更新、迭代升级。
关键词:融媒环境;真人秀;嘉宾;选手;策略
中国模式类真人秀可追溯至 2002 年湖南经视播出的《完美假期》[1],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真人秀节目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延展出蓬勃的生命力。早年间电视真人秀居高临下的霸主地位已在近年网络媒体自制综艺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同时因微博、微信公众号、Twitter等网络自媒体盛行,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真人秀节目如何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是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真人秀节目的嘉宾与选手构建策略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以求探寻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发展路径。
一、开放多元的嘉宾构建策略
(1)行业精英型嘉宾“入圈”以助节目“出圈”
网络技术发展至今,受众已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以往只有电视节目中看到的明星动态、信息如今已可通过各类自媒体平台获得,因此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的名人已难以唤起受众兴趣。尤其对于曾经有高收视表现且被再次开发、拥有固定收视群体的“综 N 代”,如何帮助节目不断创新保持长久吸引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
真人秀制作者不妨大胆尝试邀请演艺圈以外的行业精英“入圈”,如网综《吐槽大会》第四季在单期主嘉宾中除了以往常规明星嘉宾还邀请了电商主播李佳琪、电竞主播 PDD来给节目带来新看点。老牌网络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在第六季邀请经济学家薛兆丰、第七季邀请哲学家刘擎作为节目导师,依靠其坚实的学识和新颖的观点为节目打开全新视角,贡献了诸如“生活可以忙忙碌碌随大流,思想要偷偷摸摸求上进”(薛兆丰),“如果我们一直接受实际的样子,那么它就会永远如此”(刘擎)等通俗易懂却又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金句。以往真人秀节目考虑到嘉宾与节目内容的契合度,在选择范围及选择对象上更为谨慎,但保守型策略的问题在于难以满足当下受众日新月异的内容需求,节目形态内容往往在圈层内部转悠而未有突破。事实上,各行业的精英人群早有摒弃晦涩、艰深,转而下凡拥抱人间烟火的觉悟。
再者,媒体间的不断融合使各圈层的交流和迁移比以往都更紧密 [3],融媒背景下的受众们每天被相对简单、片面、肤浅的网络内容包围,节目制作者如能不拘囿自身过往经验,开放化嘉宾构建策略,选取相对冷门且有品质的嘉宾不仅能够缓解节目的审美疲劳,助力节目内容的迭代升级,且能避免受众趋同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出圈”抓取新的受众群体。
(2)复合功能型嘉宾提高节目专业度及可看性
“知识沟假说”与“数字鸿沟”早在上世纪就已被西方学者提出,前者有 Tichenor 研究显示受众经济状况(或 /和教育程度)与获得信息的速度和效率成正相关 [4],而后者则有 Van Dijk 研究表明不同人群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呈现多样化形态 [5]。真人秀节目的传播途径早已不局限于传统平台,节目嘉宾作为节目创作核心元素理应为融媒视域下“知识鸿沟”与“数字鸿沟”带来的节目内容理解障碍承担消解、重塑的重任,为节目的多元化发展、受众的广泛度提供可能。
本文复合功能型嘉宾意指嘉宾在承担节目常规“综艺”
担当的角色基础上提供多样化、专业性表达。如腾讯视频推出的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二季邀请撒贝宁作为常驻观察嘉宾。因此档真人秀的职场背景限定为律所,其中不免涉及法律知识,撒贝宁本身具有良好的主持人素养兼综艺特质,北大法学硕士的学历背景更使其能高度契合节目观察内容,能够在满足综艺效果同时提供法律知识普及,降低节目内容理解门槛。同理,现代舞舞蹈家出身的节目主持人金星,类比其在语言类真人秀《奇葩说》(第三季)与舞蹈类相关真人秀《新舞林大会》、《追光吧哥哥》中的表现不难看出,她在类同后者的能够充分施展其舞蹈背景功底的节目中更加游刃有余,快准狠的专业眼光外加率性毒舌的表达从实质上提升了节目专业度及可看性。
二、契合融媒时代要求的选手布局
(1)勇于表达自我型选手扩大节目影响范围
因利益驱动,传媒活动者必须争取最多数的受众 [6],节目利用高知名度导师嘉宾来吸引受众是常用策略,但如江苏卫视《中国新歌声》般过于注重塑造评委,则显得疏失选手、偏废其他。节目选手,尤其是素人选手虽缺乏知名度,但仍应被视为真人秀动态叙事的主体并为节目制作者高度重视。
国内早期研究学者认为真人秀的主体需具有“娱乐价值”,并且“命运曲折变化”的人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引起关注,与观众产生情感链接,进而才能具备成为主角的“资格”[7]。
然而随着全媒体、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受众可轻而易举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搜寻到选手过往背景及各类图文、行动轨迹,在赛前或是经电视节目组包装的或是由选手自发营造的“命途多舛”式的人物经历在现有网络环境下早已失去效力。无法自圆其说的曲折命运以及徒有命运感却缺乏实力的选手只能引来群嘲,对节目长远口碑也难有益处。
相比曲折离奇的故事主人公,新时代背景下的受众更偏好不被世俗眼光裹挟,勇于在镜头下真实展示自我,表达符合时代进步的新颖价值观点的普通人。传统媒体时代,受众更倾向于扮演 Lasswell 直线传播模式中被动接受信息的角色 [8];而融媒环境下,受众比以往都更具有表达欲望与思想交锋意识。“强烈现实关切和价值探讨倾向”[9], 使得受众对于能够产生观点碰撞的话题与人都更为关注。
与此同时,受众心理学的投射效应认为,个体具有将“自己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并且认为别人“理所应当”
知道自己心中想法 [10]。平常他们因为担心自己属于“少数”
或“劣势”而选择“沉默”[11],然而当看到普通身份背景的选手在公众舞台上勇敢表达时往往倍感鼓舞与亲切。腾讯视频养成类真人秀《创造 101》中选手黄菊关于“重新定义中国女团”的精彩表达不仅为其个人收获大量粉丝,同时也为节目提升围观受众好感度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腾讯视频自制综艺《脱口秀大会》选手杨笠在比赛时关于“性别对立”
的言论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二次发酵,快速复制、流动进而形成核裂变式的传播,与受众达成深层次的价值观讨论,产生巨大的长尾效应,对节目整体影响力的提升都不容小觑。
(2)自带“梗”文化的选手推动节目话题热度
融媒时代,传统单向传播方式已“趋于解构”,“双向互动”成了传授关系的发展方向 [12],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又自发进行二次传播,逐渐转化为用户生成内容(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其中“刷梗”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所谓“刷梗”即在网络环境中,部分受众大量自发性重复特定内容以获取认同感,建立社群关系,而更多用户参与其中大量复制并再创造“梗”的行为则被称之为“刷梗”[13]。
中国市场的真人秀目前基本无需单独付费观看,因此节目中无论是带有正面效应或是负面效应的选手,只要能够引起网络热评,大量转发,推动“刷梗”行为,都能够为节目带来播放量的增长与热度。因为在不断讨论与转发中,节目内部的戏剧冲突直接延展至受众本身,让两方产生深度互动。扭捏、过于内向的包裹型选已经难以满足时下受众需求,肆意的表达,独特的个性才更易被关注。如《青春有你 2》中受众一开始反感的选手虞书欣,随着节目播出让观众感受到“作精”的直率本真,其夸张的表情动作配上口头禅“哇哦”一时成为传播热点。
另外如《创造营》中选手陈卓璇因未接到广告而在节目中直接质问“所有的赞助商们,是我站的不够高吗”而在全网引起热议并引发全民网友自发模仿造“梗”。虽对网民对陈卓璇的行为评论褒贬不一,却也成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档节目的存在。
(3)符合新时代媒体观的选手履行节目社会责任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在如今新旧媒体交替融合之际更是需要媒体人承担起社会责任与担当。正如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更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有其“受众广泛、传播力强、影响大”
等优势,但也因其“行政性过强而导致传播姿态生硬”(祝振强);而在新时代融媒环境下,市场的变动不居,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基于数据流量的盈利模式都可导致各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公共属性被逐渐侵蚀。事实上,将主流价值观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并非绠短汲深。
综艺真人秀虽是以娱乐为目的的视听节目,却可以通过战略化的选手布局体现媒体引领文化导向、服务大局的职责与使命。如央视综合频道打造的《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看似是记录平凡大众吉尼斯式的专项挑战,实则是中国物阜民康的时代背景下各行业领域匠人们的职业操守、职业能力、敬业精神的生动展现。其中能够比紧密仪器精准十倍的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磨师叶辉,能够“辨影识人”的湖北监狱民警姚刚,能够完美还原《战狼 2》的坦克漂移激燃场面的陆军装甲兵学院战士李东,皆向受众树立了时代典范,涤荡了浮躁的信息环境,提升了民众素养与审美眼光,更彰显了融媒环境下媒体通过选手布局可释放的精神力量,承担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协同前进的社会公共责任。
参考文献:
[1] 王贻泽 . 电视真人秀节目模式引进的变革之路 [J]. 新闻研究导刊 , 2020, 11(22):125-126.
[2] 邝晓明,杨旭霞 .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探讨“综 N 代”
的困境与突破 [J]. 新闻研究导刊 , 2021, 12(1):110-112.
[3] 张华,崔宝月 . “出圈”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社群行为迁移 [J]. 青年记者 , 2020, 6():11-13.
[4]Tichenor P J , Donohue G A , Olien C N .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0(2):159-170.
[5]Dijk V J . 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
[6]Takeda R . 清 水 幾 太 郎 著「 社 会 心 理 学 」[J]. Jap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952, 2.
[7] 尹鸿 , 陆虹 , 冉儒学 . 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 [J]. 现代传播 , 2005(05):53-58.
[8]H Laswell, L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13.
[9] 朱洁 . 融媒体视角下电视文艺创新趋势 [J]. 电视技术 , 2019, 43(19): 34-35.
[10] 瞿佳昌 , 邹成锡 . 论投射效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J]. 新西部 , 2011, 000(011):181-181.
[11] 郭庆光 . 传播学教程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9.
[12] 孙宜君 , 王长潇 . 融媒环境下电视传播语言的嬗变与坚守 [J]. 当代传播 , 2019, 204(01):76-78.
[13] 伍冠宇 . 网络社会中“刷梗”的裂变式传播及其影响 [J]. 新媒体研究 , 2020, 6(18):45-47.
[14] 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EB/OL].[2019-1-25]. 新华社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3627024428154480&wfr=spider&for=pc
[15] 祝振强 . 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担当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047(004):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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